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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人，一种(yīzhǒng)是(shì)夸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de)胡说。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bùshàngkōngtán)，顾及时间(shíjiān)、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这是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huìyì)上，毛泽东对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李铁夫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不幸(bùxìng)的是，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医治无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终年36岁。

“假戏真做”的(de)革命夫妻

接到从延安传递(chuándì)来(lái)的李铁夫(lǐtiěfū)病危消息时，张秀岩心里想，身体一直不好的丈夫李铁夫真的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了。从天津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重重封锁区，好在有地下交通线，张秀岩很快赶到西安。在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bāngzhù)下，张秀岩搭(dā)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但不凑巧的是，连续几天下大雨，本来(běnlái)就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泞，卡车时走时(zǒushí)停，有时还要把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想方设法鼓捣出来。等到张秀岩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在3天前下葬了。

泪水打湿(dǎshī)了张秀岩糊满了泥污的(de)衣服，心爱的丈夫、亲爱(qīnài)的同志，已经与自己阴阳两隔(liǎnggé)。张秀岩想起两个月前(qián)(1937年5月)，李铁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gōngzuò)代表，要(yào)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领导人(lǐngdǎorén)刘少奇、彭真，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要先后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出发前，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对她(tā)说(shuō)：“你要去，一块去也行。”本来，张秀岩也曾打算(dǎsuàn)和丈夫一起去，这样可以(kěyǐ)照顾他的身体，同时还可以像平时那样帮丈夫做些辅助工作，但是(shì)，这时天津市委只(zhǐ)剩下她和年轻的姚依林等少数几个同志，如果她走了，这边的工作怎么办？最终，张秀岩没有去延安，而是选择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如果当初她与他同来，虽然不一定能挽回他的生命，至少可以和他多相处一段时间。但是，李铁夫说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尽早实现共产主义。”即使当初她要与他一起前往(qiánwǎng)延安，他也不一定会同意。这就像她和他这几年来的生活，表面上是她在外张罗，实际上是以他为主导。

◆李铁夫和张秀岩1936年(nián)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合影。

1934年初，党组织派刚恢复党籍的(de)(de)(de)李铁夫化装到天津工作(gōngzuò)。他先栖身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26号路（今开封道)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后来按照党的要求，张秀岩与李铁夫这对青年(qīngnián)男女，开始“住机关”的生活。在(zài)白色恐怖下(xià)，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最好的掩护是男女革命者假装组建成一个家庭，以夫妻(fūqī)名义共同生活，这就是“住机关”的别称。张秀岩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与郭隆真等革命者一起工作过，这次(zhècì)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tóngméng)党团书记。组织上为给(gěi)李铁夫来天津开展工作做了巧妙(qiǎomiào)安排，让李铁夫对外自称是来自福建的“老杨(lǎoyáng)”，张秀岩则是以南开中学教员身份，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和曲阜道交口处(chù)）一家裁缝铺楼上(lóushàng)租房，假扮(jiǎbàn)成夫妻住了下来。“老杨”身材瘦削，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很少开口说话(shuōhuà)。倒是“老杨”的“妻子”贤惠温柔，温婉大气，总是面带微笑。这对“夫妻”给大家的印象十分恩爱，形影不(bù)离，进出总是手挽着手。教员“妻子”上街买菜，暗中传递很少出门的“丈夫”与地下党的书信。而且，这对“夫妻”总有很多(hěnduō)不一样的朋友来家中做客，那是地下党的同志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开会、交流与学习。在生活中，他们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同志。李铁夫耐心地教张秀岩日文、英文，张秀岩为李铁夫准备写作素材，并且负责料理两个(liǎnggè)人的生活。

在共同(gòngtóng)生活的日子里，张秀岩这位出身大家族的大龄未婚(wèihūn)女青年，慢慢对远离(yuǎnlí)故土来中国革命的朝鲜青年李铁夫由尊重产生爱情。李铁夫身体不太好，张秀岩悉心照顾；张秀岩生病，李铁夫凭着曾经在日学习过的医学知识(yīxuézhīshí)，为她查药典找药方。两颗(liǎngkē)同样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心渐渐靠拢。在党组织批准下，他们终于结婚，成为真正的夫妻。

两人结婚之后，张秀岩在(zài)(zài)北宁铁路宁园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每月收入二三十元。李铁夫没有公开的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的生活全靠张秀岩微薄的薪金维持，经常是粗茶淡饭。虽然自己省吃俭用(shěngchījiǎnyòng)，但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开展党的活动(huódòng)，有时还要支援更困难的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活动中，这对对革命事业充满(chōngmǎn)必胜信心的夫妻，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zhàogù)像自己一样(yīyàng)的革命者。从敌人的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往往是一无所有。李铁夫曾经将自己仅(jǐn)有的一件大衣送去当铺换钱，帮出狱(chūyù)的同志买衣服穿。没有了大衣的李铁夫，冬天外出，只好只穿棉袍。尽管如此，这对革命夫妻仍然(réngrán)抱(bào)着革命乐观主义态度，积极组织大家一起(yìqǐ)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有志青年被发展成为革命骨干，张秀岩的几个侄子、侄女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李铁夫原名韩伟键，因为革命斗争需要，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1901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洪原的(de)一个农民家庭。日寇(rìkòu)将朝鲜强占并改名“大韩帝国”，使无数像李铁夫一样激情澎湃的朝鲜青少年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轰轰烈烈(hōnghōnglièliè)的“三一”独立运动，１8岁的李铁夫不但是参加者(cānjiāzhě)，更是领导者。在朝鲜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站在数以万计渴望复国的群众面前(miànqián)，慷慨激昂地(dì)宣读了由代表们联合署名的《独立宣言》。日本宪兵包围过来，戴着眼镜、面目清癯的李铁夫在人们的掩护下逃走。日本警察署对这位(zhèwèi)义无反顾的学生领袖恨之入骨(hènzhīrùgǔ)，四处通缉(tōngjī)他。留在国内无法生存(shēngcún)，李铁夫只好辗转(zhǎnzhuǎn)流亡到中国。

1919年４月，李铁夫到达上海，在《新大韩新闻社》找到一份编辑工作。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李铁夫与中朝革命志士们共同战斗(zhàndòu)。为了能够学到更多抗日救国(kàngrìjiùguó)真理，1920年，李铁夫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yīkē)和早稻田大学(zǎodàotiándàxué)政治经济科学习(xuéxí)，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mǎlièzhǔyì)著作。四年后学有所成，李铁夫重返朝鲜(cháoxiān)，以(yǐ)《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huódòng)。李铁夫是最早加入朝鲜马列主义同盟的共产党员之一(zhīyī)。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铁夫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朝共遭到重大(zhòngdà)破坏，李铁夫再次遭到通缉(tōngjī)。经共产国际介绍，他再度流亡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李铁夫接受中共的指派，赴北平(běipíng)工作，出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lǐngdǎogǎngwèi)上长达(dá)6年的曲折任职经历(jīnglì)。1932年9月，李铁夫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5月18日(rì)，李铁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bèi)国民党(guómíndǎng)当局逮捕押往南京监狱。同年7月15日，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李铁夫获得保释出狱。

20世纪30年代初期(chūq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de)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牺牲，共产党在白区(báiqū)的力量被迅速削弱。具有较高理论(lǐlùn)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李铁夫痛心疾首，不甘忍受党的事业继续(jìxù)遭受巨大损失，更(gèng)不忍心看着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接二连三牺牲。本着(běnzhe)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1933年10月(yuè)至1934年2月，李铁夫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等文章和意见书，对河北省委工作(gōngzuò)中“左”倾盲动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

李铁夫的(de)这些文章在党内(dǎngnèi)传阅，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dàn)临时中央内“左”倾路线势头(shìtóu)正猛(zhèngměng)，李铁夫的意见(yìjiàn)被(bèi)推行者们极力反对，而且被批为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因为张秀岩支持李铁夫的意见，也一起被取消了党内工作并被切断同党组织的联系。受到这个视党的事业为生命的处理决定，李铁夫和(hé)张秀岩思想压力极大。经过反复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益于党、有益于广大人民，因此他们并未消沉，而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李铁夫书写了“仰望光明”四个字作为座右铭，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夫妇二人心怀赤诚，仍然(réngrán)一如既往满怀热情，继续为党工作，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担任(dānrèn)中共早期党的领导职务

吉鸿昌、南汉宸等(děng)是(shì)中(zhōng)共(zhōnggòng)秘密党员，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于1934年5月，在天津组建了中国人民(rénmín)反法西斯大同盟，对(duì)国民党中的(de)(de)抗日反蒋势力开展统战工作。为揭穿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宣传，为爱国人士宣讲革命真理(zhēnlǐ)、给革命群众(qúnzhòng)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铁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其中，为吉鸿昌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上课。随着革命如火如荼进行，在严寒的冬天，李铁夫、张秀岩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和(hé)广大市民中开展抗日救亡(kàngrìjiùwáng)宣传。李铁夫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张秀岩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帮助创办革命刊物，开展党的宣传活动。他们创办的《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进步报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著名的(de)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铁夫、张秀岩参与(yǔ)发起组织“一二·一八”抗日救国(kàngrìjiùguó)示威游行。他们身先士卒，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与爱国青年手挽手、肩并肩，迎着反动当局的刀枪棍棒，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向群众(qúnzhòng)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李铁夫不但具有高深的(de)理论知识，而且具备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shíjiànjīngyàn)。他时常对外出的张秀岩说：“我们要保持和群众打成一片(dǎchéngyīpiàn)，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有一次，张秀岩去一家纱厂开会，突然遭到警察搜捕。女工们马上带着她(tā)到更衣室，换上工服后从容离开。李铁夫感慨(gǎnkǎi)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心里(xīnlǐ)想着为他们办事，什么事都好办。”正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李铁夫夫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qíngkuàng)下，仍然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gōngkāi)搞(gǎo)“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破坏，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sǔnshī)严重。

李铁夫对(duì)此深感痛心。他(tā)坚守党在白区的工作(gōngzuò)纪律，坚持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fēnxī)。这期间李铁夫连续8次上书(shàngshū)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策略，他的意见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尤其是得到省委书记孟用潜的支持。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kàngrì)民主运动重新高涨。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zhōnggòngzhōngyāng)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le)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biànhuà)，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guófáng)政府(zhèngfǔ)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zūnyìhuìyì)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为了向全党、全军全面解释宣传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在1936年春受中央(zhōngyāng)委派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到任后，着手(zhuóshǒu)肃清王明“左”倾错误(cuòwù)路线的(de)影响，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yìjiàn)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工作，从而恢复了李铁夫的党组织关系，并任命李铁夫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tóngshí)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fù)秘书长兼天津市委妇女部长。从此，所谓(suǒwèi)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也基本得到遏制，李铁夫、张秀岩夫妇担负起天津党的领导工作。

李铁夫(lǐtiěfū)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后，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发展党(dǎng)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不断培植(péizhí)革命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党在(zài)天津工作的新局面。在工人(gōngrén)群众中，在社会最底层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李铁夫在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外，还(hái)在工人较多的塘沽(tánggū)建立了党的区委(qūwěi)。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李铁夫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jiànqǐ)党支部，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工作抓得紧，天津党和民先组织都有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dǎngyuán)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民先队员达700人。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xuéshēng)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liánghǎo)势态。

1937年春，党组织(dǎngzǔzhī)派李铁夫到(dào)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本来同时安排(ānpái)张秀岩一同前往，但张秀岩考虑到天津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便谢绝了(le)组织上的安排，坚持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不料，这次分离竟成了这对革命夫妻的永别。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huìyì)在(zài)延安大礼堂召开，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李铁夫进行了两次发言，批判(pīpàn)了“左(zuǒ)”倾关门主义倾向，受(shòu)到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会上，毛泽东对于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予了充分肯定：“华北党(dǎng)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会见了李铁夫，在与(yǔ)他促膝谈心时，为他和(hé)张秀岩等人“受了打击(dǎjī)，受了冤屈(yuānqū)”而鸣不平。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dǎngzhōngyāng)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李铁夫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表扬而骄傲起来，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多做点事。”

由于李铁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党中央决定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rènzhí)，而是留在(liúzài)陕甘宁西北局工作，边工作边治疗。

◆李铁夫逝世(shìshì)后，战友及其亲属写的纪念文章手稿。

在(zài)李铁夫(lǐtiěfū)病重期间，党中央给张秀岩发来紧急电报。张秀岩日夜兼程(rìyèjiānchéng)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被安葬在清凉山上，张秀岩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但她知道(zhīdào)对丈夫最好的祭奠，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张秀岩一直坚持奋斗在革命事业前线，直到1968年去世。

在(zài)(zài)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对李铁夫反对“左”倾(qīng)教条主义的意见作(zuò)了(le)实事求是(shì)的结论，肯定他(tā)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共中央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领导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现(biǎoxiàn)。至此，李铁夫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在七大期间，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重新(xīn)立碑并书写(shūxiě)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李铁夫的遗体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他的生平收录在新版《辞海》中。

李铁夫是朝鲜革命者，却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担任很高的(de)领导职务；他立志为(wèi)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并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华夏大地；他坚持真理，书写正气良知，即便身陷囹圄仍矢志不渝地与信仰同行；他服从组织安排，以赤子情怀与张秀岩假扮(jiǎbàn)夫妻，终结伴侣，成为革命队伍里为数不多的“跨国(kuàguó)婚姻”；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无比绚丽的音符，奏响(zòuxiǎng)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hàoránzhèngqì)之歌。

2014年9月底，李铁夫墓碑开始迁建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lièshìmù)区(qū)。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