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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húshuō)。另(lìng)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xǔduō)同志是后者的代表。”这是1937年5月17日(rì)，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gōngzuò)会议上，毛泽东对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hé)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李铁夫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不幸的是，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医治无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终年(zhōngnián)36岁。

“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妻(fūqī)

接到(jiēdào)从延安传递来的李铁夫病危消息时，张秀岩心里(xīnlǐ)想，身体一直不好的丈夫李铁夫真的需要好好(hǎohǎo)调养一段时间了(le)。从天津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重重封锁区，好在(zài)有地下交通线(jiāotōngxiàn)，张秀岩很快赶到西安。在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张秀岩搭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但不凑巧的是，连续几天下大雨，本来就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gèngjiā)泥泞，卡车时走时停，有时还要把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想方设法鼓捣出来。等到张秀岩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在3天前下葬了。

泪水打湿了张秀岩(zhāngxiùyán)糊满了泥污的(de)(de)衣服(yīfú)，心爱的丈夫、亲爱的同志，已经与自己阴阳两隔。张秀岩想起两个月(yuè)前(1937年(nián)5月)，李铁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hé)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gōngzuò)(gōngzuò)代表，要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要先后赴延安参加这次(zhècì)会议。出发前，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对她说：“你要去，一块去也行。”本来，张秀岩也曾打算和丈夫一起去，这样可以(kěyǐ)照顾他的身体，同时还可以像平时那样帮丈夫做些辅助工作，但是(shì)，这时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年轻的姚依林等少数几个同志，如果她走了，这边的工作怎么办？最终，张秀岩没有去延安，而是选择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如果当初她与他同来，虽然不一定能挽回他的生命，至少可以和他多(duō)相处一段时间。但是，李铁夫说过(gu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尽早实现共产主义。”即使当初她要与他一起前往延安，他也不一定会同意。这就像她和他这几年来的生活，表面上是她在外(zàiwài)张罗，实际上是以他为主导。

◆李铁夫和张秀岩1936年在天津做(zuò)地下工作时合影。

1934年初，党(dǎng)组织派刚恢复党籍的(de)(de)李铁夫(lǐtiěfū)化装到天津(tiānjīn)工作。他先栖身英租界海(hǎi)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26号路（今开封道)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后来按照党的要求，张秀岩与李铁夫这对青年男女，开始“住机关(jīguān)”的生活。在白色恐怖(báisèkǒngbù)下，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最好的掩护是(shì)男女革命者假装组建成(chéng)一个家庭(jiātíng)，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就是“住机关”的别称。张秀岩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tā)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与郭隆真等革命者一起工作过，这次从(cóng)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zǒng)同盟党团书记。组织上为给李铁夫来天津开展(kāizhǎn)工作做了巧妙安排，让李铁夫对外(duìwài)自称是来自福建(fújiàn)的“老杨”，张秀岩则是以南开中学教员身份，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báilóu)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和曲阜道交口处）一家裁缝铺楼上租房，假扮成夫妻住了下来。“老杨”身材瘦削，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很少开口说话。倒是“老杨”的“妻子”贤惠温柔，温婉大气，总是面带微笑。这对“夫妻”给大家的印象十分恩爱，形影不离，进出总是手挽着手。教员“妻子”上街买菜，暗中传递很少出门的“丈夫”与地下党的书信。而且，这对“夫妻”总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来家中做客(zuòkè)，那是地下党的同志(tóngzhì)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开会、交流与学习。在生活中，他们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同志。李铁夫耐心地教张秀岩日文、英文，张秀岩为李铁夫准备写作素材，并且负责料理两个人的生活。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张秀岩这位出身大家族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慢慢对远离故土来中国革命(gémìng)的朝鲜(cháoxiān)青年李铁夫由尊重产生爱情(àiqíng)。李铁夫身体(shēntǐ)不太好，张秀岩悉心照顾；张秀岩生病，李铁夫凭着曾经在日学习过的医学知识，为她查药典找(zhǎo)药方。两颗同样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心渐渐靠拢。在党组织批准下，他们终于结婚，成为真正的夫妻。

两人结婚之后，张秀岩在北宁铁路宁园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每月收入二三十元。李铁夫没有公开的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的生活全靠张秀岩微薄的薪金维持，经常是粗茶淡饭。虽然自己省吃俭用，但他们将(jiāng)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开展党的活动，有时还要支援更困难的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活动中，这对(duì)对革命(gémìng)事业充满(chōngmǎn)必胜信心的夫妻，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像自己一样的革命者(gémìngzhě)。从敌人的监狱营救(yíngjiù)出来的同志，往往是一无所有。李铁夫曾经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送去(qù)当铺换钱(huànqián)，帮出狱的同志买衣服(yīfú)穿。没有了大衣的李铁夫，冬天外出，只好只穿棉袍。尽管如此，这对革命夫妻仍然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态度，积极组织大家(dàjiā)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xuānyán)》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有志青年被发展成为革命骨干，张秀岩的几个侄子、侄女先后(xiānhòu)走上革命道路。

李铁夫(lǐtiěfū)原名(yuánmíng)韩伟键，因为革命斗争需要(xūyào)，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1901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洪原的一个农民家庭。日寇将朝鲜强占并改名“大韩帝国”，使无数(wúshù)像李铁夫一样激情澎湃的朝鲜青少年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立志为民族解放(mínzújiěfàng)舍生忘死。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１8岁的李铁夫不(bù)但是参加者，更是领导者。在朝鲜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qúnzhòng)游行集会现场，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zǒngzhǐhuībù)的负责人之一，站在数以万计渴望复国的群众面前(miànqián)，慷慨激昂地宣读了由代表们联合署名(shǔmíng)的《独立宣言》。日本宪兵包围过来，戴着眼镜、面目清癯的李铁夫在人们的掩护下逃走。日本警察署对这位义无反顾的学生领袖恨之入骨，四处通缉他(tā)。留在国内无法生存，李铁夫只好辗转流亡到中国。

1919年４月，李铁夫到达上(shàng)海，在《新大韩新闻社》找到(zhǎodào)一份编辑(biānjí)工作。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李铁夫与中朝革命志士们共同战斗。为了能够学到更(gèng)多抗日救国真理，1920年，李铁夫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xuéxí)，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四年后学有所成，李铁夫重返朝鲜，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de)身份为掩护，从事(cóngshì)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李铁夫是最早加入(jiārù)朝鲜马列主义同盟(tóngméng)的共产党员之一。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dìyīcì)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铁夫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朝共遭到(zāodào)重大破坏，李铁夫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gòngchǎnguójì)介绍，他再度流亡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nián)，李铁夫(lǐtiěfū)(lǐtiěfū)接受中共(zhōnggòng)的(de)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fǎn)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上长达6年的曲折任职经历。1932年9月，李铁夫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5月18日，李铁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南京监狱。同年7月15日，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李铁夫获得保释(bǎoshì)出狱。

20世纪30年(nián)代初期(chūq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duìdǎng)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牺牲(xīshēng)，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被迅速削弱。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dòuzhēng)经验(jīngyàn)的李铁夫痛心疾首，不甘忍受党的事业继续遭受巨大损失，更不忍心看着与(yǔ)自己并肩战斗(bìngjiānzhàndòu)的同志接二连三牺牲。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李铁夫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等文章和意见书，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左”倾盲动行为提出(tíchū)尖锐的批评。

李铁夫(lǐtiěfū)的这些文章在党内传阅，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临时中央(zhōngyāng)内“左”倾路线势头(shìtóu)正猛，李铁夫的意见被(bèi)推行者们极力反对，而且被批为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因为张秀岩支持李铁夫的意见，也一起被取消了党内工作并被切断同党组织的联系(liánxì)。受到这个视党的事业为生命的处理决定(juédìng)，李铁夫和张秀岩思想压力极大。经过反复思考，他们认为自己(zìjǐ)的想法有益于党、有益于广大人民，因此他们并未(bìngwèi)消沉，而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李铁夫书写(shūxiě)了“仰望光明”四个字作为座右铭，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夫妇二人心怀赤诚，仍然一如既往满怀热情，继续为党工作，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担任中共早期(zǎoqī)党的领导职务

吉鸿昌、南汉宸等是中共(zhōnggòng)秘密党员(dǎngyuán)，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于1934年5月，在天津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dàtóngméng)，对国民党(guómíndǎng)中的抗日反蒋势力开展统战工作。为(wèi)揭穿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宣传，为爱国人士宣讲革命(gémìng)真理、给革命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tuīdòng)(tuīdòng)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铁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其中，为吉鸿昌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péixùnbān)上课(shàngkè)。随着(zhe)革命如火如荼进行，在严寒的冬天，李铁夫、张秀岩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李铁夫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张秀岩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帮助创办革命刊物，开展党的宣传活动。他们创办的《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进步(jìnbù)报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著名的一二·九(jiǔ)运动爆发后，李铁夫、张秀岩参与发起组织(zǔzhī)“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身先士卒，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与爱国青年手挽手、肩并肩，迎着反动当局的刀枪棍棒，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向群众宣传(xuānchuán)抗日救国道理(dàolǐ)。

李铁夫(lǐtiěfū)不但具有高深的(de)理论知识(lǐlùnzhīshí)，而且具备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时常对外(duìwài)出的张秀岩说：“我们要保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有一次，张秀岩去一家纱厂开会，突然遭到警察搜捕。女工们马上带着她到更衣室，换上工服后从容离开。李铁夫感慨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心里想着为(wèi)他们办事，什么事都好办。”正是有了坚实(jiānshí)的群众基础，李铁夫夫妇(fūf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党组织的(de)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lǚ)被破坏(pòhuài)，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严重。

李铁夫对(duì)此深感痛心。他坚守党在白区的工作(gōngzuò)纪律，坚持(jiānchí)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kèguān)估计和分析。这期间李铁夫连续8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策略，他的意见得到(dédào)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尤其是得到省委书记孟用潜的支持。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de)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hé)革命策略，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重要(zhòngyào)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hòu)国内阶级(jiējí)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guófáng)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次会议，是(shì)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为(wèi)了向全党、全军全面解释宣传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在1936年春受中央委派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到任后，着手肃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yǐngxiǎng)，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和他在恶劣环境(huánjìng)下所从事的工作，从而恢复了李铁夫的党组织(dǎngzǔzhī)关系，并任命李铁夫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mìshūzhǎng)兼天津市委妇女部长。从此，所谓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也基本(jīběn)得到遏制(èzhì)，李铁夫、张秀岩夫妇(fūfù)担负起天津党的领导工作。

李铁夫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后，充分发挥(chōngfènfāhuī)组织(zǔzhī)(zǔzhī)优势，发展党员和基层(jīcéng)支部工作，不断培植革命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kàngrìmínzútǒngyīzhànxiàn)的(de)形成，开创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在工人群众中，在社会最底层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李铁夫在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qǐyè)中建立基层组织(jīcéngzǔzhī)外，还在工人较(jiào)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dì)反对日货走私。李铁夫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工作抓得紧，天津党和民先组织都有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民先队员达700人。为了加强(jiāqiáng)全市的学生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态(shìtài)。

1937年春，党组织派李铁夫到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本来同时(tóngshí)安排张秀岩一同前往，但张秀岩考虑到天津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huīfù)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便谢绝了(le)组织上的安排，坚持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不料，这次分离竟成了这对(duì)革命夫妻的永别。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gōngzuò)会议在延安大礼堂召开，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李铁夫(lǐtiěfū)进行了两次发言，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guānménzhǔyì)倾向(qīngxiàng)，受(shòu)到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会上，毛泽东对于李铁夫反对王明(wángmíng)“左”倾教条主义(jiàotiáozhǔyì)错误给予了充分肯定：“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会见了李铁夫，在与他(tā)促膝谈心时，为他和(hé)张秀岩等人“受了打击，受了冤屈”而鸣不平。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李铁夫并(bìng)没有因为毛泽东的表扬(biǎoyáng)而骄傲起来，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多做点事。”

由于李铁夫患上了严重(yánzhòng)的肺病，党中央决定(juédìng)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而是留在陕甘宁西北局工作，边工作边治疗。

◆李铁夫逝世后，战友及其亲属写的(de)纪念文章手稿。

在李铁夫病重期间，党中央给张秀岩(zhāngxiùyán)发来紧急电报。张秀岩日夜兼程赶到延安时(shí)，李铁夫已被安葬在清凉山上，张秀岩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但她知道对丈夫最好(zuìhǎo)的(de)祭奠，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张秀岩一直坚持奋斗在革命事业前线，直到1968年去世。

在(zài)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对李铁夫反对“左”倾(qīng)(qīng)教条主义(jiàotiáozhǔyì)的意见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肯定他(tā)的意见基本上(shàng)是正确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共中央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领导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现。至此，李铁夫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在七大期间，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重新立碑并书写(shūxiě)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镌刻(juānkè)着：朝鲜(cháoxiān)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李铁夫的遗体(yítǐ)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他的生平收录在新版《辞海》中。

李铁夫(lǐtiěfū)是朝鲜革命者，却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担任很高的(de)(de)领导职务；他(tā)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并将(jiāng)宝贵的生命奉献给华夏大地；他坚持真理，书写正气良知，即便身陷囹圄仍矢志不渝地与信仰同行；他服从组织安排，以赤子情怀与张秀岩假扮夫妻，终结伴侣，成为革命队伍里为数不多的“跨国婚姻”；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无比绚丽的音符，奏响了一曲共产党人(gòngchǎndǎngrén)的浩然正气之歌。

2014年(nián)9月底，李铁夫墓碑开始迁建于延安(yánān)四八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区。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