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

佛教(fójiào)传入中国(zhōngguó)，佛教中国化，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le)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这座古(gǔ)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 双塔见证(jiànzhèng)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fótǎ)，一圆一方，遥遥望去，如两枚巨大(jùdà)印章盖在苍茫荒原(huāngyuán)上。 “莫尔”，在(zài)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烟囱”的意思，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莫尔寺遗址由此(yóucǐ)得名。 这是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新华社发(fā)（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jiàoshòu)、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千年来虽(suī)饱受风雨侵蚀，但(dàn)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得以保存至今。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肖小勇回忆(huíyì)说，当时除了(chúle)一圆一方两座佛塔(fótǎ)，地表(dìbiǎo)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半个月，第一座僧房出现，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xiǎngxiàng)的丰富。” 这是(zhèshì)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新华社(xīnhuáshè)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6年间，在考古人员手铲下，僧舍、回廊(huíláng)式佛殿、长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储物间、餐厅等建筑(jiànzhù)纷纷浮出地面。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2条阶梯式踏道(dào)，出土(chūtǔ)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 “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néng)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罗、中亚(zhōngyà)、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绍。 新疆喀什(kāshí)，古称(gǔchēng)疏勒，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 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传统的(de)(de)窣堵波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相隔约60米(mǐ)，由(yóu)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方塔），台基边长39.36米，仅比位于河北的、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fósì)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规模接近(jiējìn)皇家寺院等级。 这是新疆喀什(kāshí)莫尔寺遗址（资料照片）。新华社(xīnhuáshè)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一圆一方，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bìngjiān)依存千余年。 “公元1-3世纪(shìjì)，以(yǐ)圆塔为(wèi)中心(zhōngxīn)，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yǐhòu)，遗址的(de)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tèzhēng)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讲堂、厨房和方塔等。10世纪上半叶，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介绍，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探索地面(dìmiàn)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shíjiān)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bǎocún)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shūlè)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duōyuán)并存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dìyīshǒu)材料。 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chuánrù)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gōngyuánqián)1世纪(shìjì)左右，从于阗或疏勒(shūlè)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zàntàn)，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 因此，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yóu)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dàxíng)、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 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jìlù)。此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局、建筑结构(jiégòu)等关键问题仍(réng)不明确。 自2018年新疆考古(kǎogǔ)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bèi)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yǔ)中国化的(de)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 2019年7月，考古(kǎogǔ)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tànfāng)。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fójiàowénhuà)遗存，再次回归人们(rénmen)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jìshù)探测地下遗迹……多学科(xuékē)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lǐ)干瘪的文字(wénzì)变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大家都是从(shìcóng)文献记载得出的(de)认识，而莫尔寺考古(kǎogǔ)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提供了考古证据：在(zài)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gùshì) 对考古(kǎogǔ)专家而言，以海量文物为线索，完成历史拼图(pīntú)，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 在已出土(chūtǔ)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zhōng)，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yǔ)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zhèn)修建(xiūjiàn)的大云寺有关联。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手部(shǒubù)残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f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gèjiàndà)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㟭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fāxiàn)表明，唐朝(tángcháo)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bǎozhàng)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然(dāngrán)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肖小勇认为，佛教(fójiào)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gèng)远的地方，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yǔ)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yǒu)了更多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mòěrsì)遗址附近在汉唐(hàntáng)时期应为(yīngwèi)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的汗(hàn)诺依古城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shì)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nián)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排水沟(páishuǐgōu)遗迹。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2024年(nián)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rìchéng)。 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lǚkè)，得知途经莫尔村(mòěrcūn)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sōuxún)莫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shuō)，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chǎnshì)其历史文化价值，并(bìng)整合周边文化资源，让(ràng)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yìshí)。 文字(wénzì)记者：潘莹、张瑜 统筹：孙闻、李欢、郭昱、冯筱晴(féngxiǎoqíng)